閱讀七編

330張寫在小紙片上的札記。這不是羅蘭．巴特為讀者寫的「作品」，而是在喪母的悲慟中，發自靈魂深處的悲歌。

這部日誌在羅蘭．巴特過世三十年後出版，在法國引起很大的爭議。他的老友、長期負責巴特出版事宜的華勒（François Wahl），首先抗議，因為這批日誌不在預備出版之列，屬私領域，且在原始材料狀態，出版是對巴特記憶的侵犯。

巴特曾於1979年冬，應好友馬逖（Eric Marty，也是本書的編輯之一）之邀，將他母親臥病的部分日誌整理發表，同時寫了長文〈深思〉（Délibération），對「日記」這種形式做過深刻的思考。巴特認為，一般文學作品都有一種社會、神學、美學或道德的「使命」（mission），都在建構一種世界秩序；而日記沒有任何使命，也沒有選擇題材的問題，只是一種「冊頁」（album），可以任意增減。日記所標榜的「真誠」，難逃「擺姿態」；而所謂「自然」，可能只是平庸而已。

傳統文學批評認為，「作品，即人」，作家日記於是被認為是最「真誠」、最「自然」的作品，更是研究作家的珍貴史料。巴特宣告「作者已死」，反對從作者生平、思想去解讀作品，因而對日記的價值存疑。但在母親過世六個月之後，巴特卻說，「在所有我寫的東西裡，都有媽媽。」

巴特一輩子都是媽媽身邊的兒子。不論在生活、情感或是創作上，他都對母親依賴甚深。母親是他的一切：是母親；長期臥病時，他日夜守護，像他的女兒。又似戀人：母親活著時他擔心失去她，死後，他再也找不到生存的意義。每年母親生日，他總送上一支紅玫瑰，一直延續到死後……

更重要的是，母親塑造了他的價值觀（母親的愛是一種傳承，在我心靈深處，奠下人生重大抉擇的基礎。）在《明室》（La Chambre claire）中，他把母親稱作「我內在的律法」。巴特的母親，正像那個時代許多走過戰爭的婦女，年輕守寡，在一個不知「女權」的時代，「守份」而有尊嚴的活著。母親對他來說，是美與善的典範；是「一首不做英雄姿態的史詩」。母親過世後，他守護母親樹立的價值標竿──一種善、一種素樸、一種寬容，並時時自我檢視，為做得不夠好而自責。他維持母親的生活秩序與習慣。出門時，想到母親的喜好，會換上一條較鮮豔的圍巾……母親不在，卻無所不在。

喪母劇痛，讓他面對自己的死亡，也重新思考遺忘、勇氣、時間、書寫等許多生命課題。他照常上課，完成許多寫作計畫、旅行講學，與朋友談笑，不讓人察覺他的悲慟，只有在日記裡，他卸下了武裝。

他不再是理路清晰、言詞犀利的批評家、語言學家，而回到「家常」，回到血肉：一句話、一個畫面、一張照片都能讓他淚水潰堤。我們看到一個惶惑、恐懼、糾葛的巴特。他充滿矛盾：他渴望孤獨，又需要朋友；他悲傷得萬念俱灰，卻能神智清明地審視自己；他不斷對語言的限制與虛妄提出質疑（即使書寫達到極致仍是徒然），但他唯一的救贖也只能是書寫。一方面他想掙脫悲慟，重拾平靜；一方面又樂於沉溺其中，因為只有在悲慟之中，他才能與母親同在。（沉浸於悲慟之中，卻讓我覺得幸福。）當朋友安慰他，傷痛會隨時間而慢慢痊癒，他卻從普魯斯特的話中，得到安慰：我們的愛永不衰減，我們永遠不會自傷痛中走出，我們的記憶歷久常新……

巴特最常引述的就是普魯斯特。他們在情性、在生命境遇、乃至創作理念上都最接近。普魯斯特在母親過世後，寫出他的巨著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；巴特對自己的著作是否傳世，並不在意，卻在意為母親立碑。《明室》就是他為母親立的紀念碑。這本日記可以和《明室》對照閱讀：兩書在同一種心境下完成，都企圖以文字尋回逝去的時光。

《明室》完成後不久，1980年2月26日，巴特在巴黎街上被一輛小貨車撞倒在地，送醫後，他抗拒治療，失去求生意志，終於3月25日過世。距離他母親過世不過三年。

這些隨手記下的紙片，因為沒有預備出版，常有重複、暗語，又沒有上下文的鋪陳，意義常有隱晦不明之處。概念性、語言的世界畢竟無法觸及最根本的生命狀況，於是這本日誌最大的篇幅留給了空白：

雪，巴黎大雪紛飛，很異常。

想到她，一陣心酸：她再也看不到雪了。

如此雪景，更與何人說？

本文作者：劉俐，曾任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、駐巴黎台灣文化中心主任。譯有《電影美學》、《攝影大師對話錄》、《劇場及其複象》、《印度之歌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