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六年,我在東京開設建築設計事務所。在這之前,我在紐約待了一年,回國後見識到沉浸於泡沫經濟榮景中的東京,著實驚訝萬分。個人事務所才開業不久,便不斷接到委託設計辦公大樓、住居大樓的案子。
因緣際會下,博報堂的製作人看了我的著作《十宅論》,覺得很有趣,向我提出邀約:「要不要一起合作,參與馬自達新車企劃案(編按:汽車展銷商店)的比稿?」和他相當投緣的我爽快答應。我們提出的企劃案是將設計「Roadster」等車款的設計部門取名為「M2」,然後在東京世田谷的環八大道旁設置具有展示場功能的據點,後來企劃案順利過關,「M2」於一九九一年成立。
出乎意料的負評
設計期間正值泡沫經濟邁向高峰的時期,也是擁有宏偉挑高空間的辦公大樓、裝飾繁複的商業設施在大街上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的時期,那時的東京陷入一片喧鬧繁華。「M2」正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演繹東京的混亂(混沌),演繹現代建築的作品。看起來像是用玻璃帷幕包覆,又酷又時尚的箱子,愛奧尼亞式巨柱貫穿中央,還設計了外掛式電梯。這棟建物也是我對於認真高呼重現歷史,八○年代主張復古主義的後現代建築的批判。可惜我的惡意諷刺並未引起世人注意,「M2」飽受批評,出乎意料地成了泡沫經濟的象徵,讓我沐浴在一片批判聲浪中。對於建築界的現代主義者來說,「M2」只是濫用歷史語彙的一棟繁複建築;對於後現代主義者而言,「M2」根本是嘲諷我們回歸歷史的建物。總之,兩邊都視我為眼中釘(笑)。
因此之故,泡沫經濟崩壞後,我完全接不到任何工作,真的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之後一直到設計「ADK 松竹廣場」(二○○二年)的十年之間,我在東京的接案量是零。
突如其來的意外
之後,我一直飽受疾病與傷痛的折磨,甚至連慣用的右手也受了傷。
那天正在準備晚上演講會的我,因為幻燈片收集不全而焦慮不安,這時電話響起,我伸手接電話時,玻璃桌突然裂成兩半,我的右手瞬間被割傷。「咦?右手不見了?」我慌張地看著右手腕,傷口隱約露出白骨。
救護車將我緊急送往醫院,在全身麻醉的狀況下,進行了四個小時的手術。幸好動脈沒有割斷,但手筋與神經已經斷裂。那張桌子是我自己簡單地做了桌腳,再擺上一塊玻璃,所以無法怪罪別人。更誇張的是,這次的手術竟錯接了我的食指與中指的手筋,真的是雪上加霜啊(笑)!結果過了兩個多月,右手還是無法靈活動作。
過了一段時間,我找到一位在日本相當權威的外科醫師,又進行了一場長達六小時的手術。雖然手筋復原了,但右手要想回復以往的靈活度,出院後必須使用復健器,一天進行八小時的手指伸縮訓練。我放棄這樣的復建療程,為什麼呢?因為我感受到身體的一部分雖然變得不自由,自身卻有一種解放感。因為右手不似以往靈活,自己的身體反而能回到更野性、原始的狀態,算是一種自我解讀。
對我來說,右手變得沒以前靈活,反而是一件好事。因為右手不方便,反而促使我逆向思考,像是打網球、高爾夫、還有素描等,以後就不再用右手了。老實說,我對自己的素描功力還蠻有自信的,一直以來右手總能隨意繪出各種圖形與創意。但素描功力佳,充其量只是紙上談兵而已,容易耽溺於自己能主導建築的一切,自由決定任何事情的錯覺。越是深陷這般錯覺,就越無法意識到這是身為設計者的一種危機。
「變身」的感覺
右手是主導整體的象徵,用右手流暢繪著素描,便能打造出自己所想的世界,這是右手給予我的錯覺。但隨著右手無法靈活運用,再也無法像以往那麼恣意揮灑。自從右手變得不太靈活,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從主動、聰明、迅速的主體,瞬間「變身」成面對外在環境的一個被動、緩慢卻從容的存在,達到卡夫卡式的「蛻變」。因著主體與身體分離的緣故,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這件事。
其實我還蠻喜歡「變身」的感覺。以前曾看過介紹雕刻家賈科梅蒂(Giacometti Alberto,1901~ 1966)的文章敘述道:「自從我的身體因為受傷變得不太靈活時,其實我還蠻高興的。」我現在終於明白他想表達的意思,一旦成為被動的存在,對於各種事物的感覺反而變得靈敏許多。
譬如,到工地視察時,以前的我或許會開始想像峻工的模樣,但自從手受傷之後,發現自己懂得先傾聽各種聲音,也看到更多東西。我的右手現在還是不太靈活,感覺不太像是身體的一部分,所以構思藍圖時,我將不自由的身體擱在工地。也拜原本有點輕浮、自以為是的右手不曉得跑哪兒之賜,我能集中心神、側耳傾聽這個場所發出來的聲音,就這樣讓身體留在這裡等待,等待著構思中的空間出現。
摘自《隈研吾 奔跑的負建築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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